为什么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会受到审判?

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当时雅典人正在装饰船只,准备第二天去泰洛祭拜阿波罗。

传说雅典的忒修斯王子自愿前往克里特岛,作为七对被迫送给米诺斯牛的雅典男孩和女孩之一,决心摆脱强加给雅典人的诅咒。出发前,雅典人许了一个愿,如果他们平安归来,每年都要去泰洛祭拜阿波罗。城邦把这种神圣的宗教祭祀当回事儿。为了保证城市的整洁,死刑犯将被暂缓执行死刑。苏格拉底被关进了监狱,等待献祭后被处决。在此期间,弟子们轮流参观监狱,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就有了几段柏拉图记录苏狱中言论的著名对话。大约一个月后,这位70岁的哲学家送走了妻儿,当着弟子的面喝下了毒鱼,平静地死去。

以苏格拉底为例,一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大哲学家,一边是标榜民主自由、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谁是谁非,谁是善谁是恶,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情感的选择成了痛苦的折磨,所以它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明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成为一个问题,也成为现代人心中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但是,对于雅典人来说,这个案子远不是一个难解的结,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整个案件是完全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审理的。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个人都是雅典公民,为首的是梅雷迪思,他们显然是依法起诉的。在《优希弗罗》的开头,苏格拉底说他要去“国王的执政官”那里回答梅雷迪思的控诉。国王的执政官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对苏格拉底的主要指控是不敬神和拜新神,所以需要去那里备案。至此,该案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审判程序同样复杂和民主。与现代不同的是,雅典的法院没有法官,只有审判长,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护法庭秩序,而裁判权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是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比如每年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的陪审团成员,然后抽签选出6000名志愿者作为当年的陪审团成员。如果开庭,城邦官员根据案件的大小提前确定审理每个案件所需的陪审团规模,从五人到两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天所需的陪审员总数。开庭前,这些陪审员将通过抽签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它的操作过程复杂得不可思议,但很难相信用于抽签的石头镶嵌物能存活至今。另外,雅典人之所以发明这套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首先,你无法提前知道哪些陪审员会参与你的案件。其次,你不太可能贿赂所有6000名陪审员。当然,陪审员人数多也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公民直接而广泛的参与。陪审员每次参加庭审都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可以支撑一家人一天左右。那些比较富裕的公民大概不会为了这点奖励在法庭上耗上一天,除非这个案子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因此,陪审员主要由下层公民组成。审判苏格拉底的陪审团由500人组成,这显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案子。较大的案件将有多达2000人的陪审团,而重大案件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理。

法庭上的审判也不同于现代。首先,原告和被告分别进行自我辩护和举证。然后陪审团举行了第一次投票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如果被告获得了多数选票,他就获得了清白之名。但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要看原告得了多少票。如果他获得的票数少于总票数的五分之一,他将受到惩罚。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恶意诬告。如果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被告无罪释放。如果被告被判有罪,原告和被告将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然后由陪审团投票选出其中一个作为最终的刑罚。这种审判方式看似荒谬,但却是合理的。因为原告和被告为了让自己的处罚被接受,都会提出尽可能合理的处罚,而不会随心所欲。苏格拉底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随后他提出惩罚自己几乎成了一个笑话。先是说自己无罪,但对城邦有立功表现,理应受到城邦的礼遇,然后又提出罚款100德拉克马。因为这个刑罚不合理,迫使一些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选择了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360票对140票被判死刑,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使苏的表现如此荒谬,如果以今天的法律来衡量,他可能会被判藐视法庭罪,但仍然有140票支持他,这表明他逃脱这场抢劫并不太困难。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指控似乎莫须有,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他的言论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与现代不同。无论指控什么,犯罪行为是否确凿,是否造成直接伤害,只要陪审团投赞成票,犯罪就成立。

因为唯一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认定,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非常重要。答辩词往往是事先写好的,或者自己写,或者请专业专家写。因此,法庭辩护成为演讲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点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还经常吹嘘自己的贡献或道德,以赢得陪审团的同情。

但法院不能容忍没完没了的说辞,以滴水为钟,严格限制当事人答辩的时间,这与现在的大学生辩论赛颇为相似。方法是在陶盆下部钻一个小孔,放在高处。陶盆里有一定量的水。防守开始时,让水从小孔滴入另一个放置在较低地方的陶盆,以此为限。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苏格拉底这样的伟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并没有对当权者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仅仅因为一个单纯的罪行就被判处死刑。

这是不是太难理解了?众所周知,雅典没有个人权威。既没有知识权威,也没有道德权威,甚至没有政治权威。只有一种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必须服从人民团体。雅典的民主领袖阿里斯蒂德以“正义之士”闻名,但他在公元前483年被全民公决流放。据说在投票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递上一块用作选票的陶器,让身边的阿利斯泰尔代他刻上自己的名字。阿利斯泰尔·达奇问,既然不了解这个人物,为什么要怪他?农夫回答说,当他被称为“正义的人”时,他很反感,所以他投票流放他。希腊-波斯战争的英雄德米特里厄斯·斯托克利成功指挥了萨拉米斯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的胜利,避免了被波斯人奴役。正因如此,德米特里厄斯·斯托克利成了整个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当他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走进运动场时,全场观众都忘记了比赛,把目光投向了他,为他鼓掌,向他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当时,他和斯巴达王鲍萨尼阿斯是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四年后,雅典人投票决定流放他,然后试图判处他死刑,这迫使他逃到他的死敌波斯国王的宫廷。即使是民主最伟大的领袖佩里克莱斯也难逃一死。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因指挥不力被解除将军职务,并被处以重罚。

苏格拉底是一个著名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权威。相比之下,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于他的怪诞。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云)中,苏格拉底腾云驾雾,举止怪异。甚至他的哲学也只是诡辩。他开办了一所私塾,教授颠倒黑白的技术。苏格拉底在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但没有多少雅典人真正理解他的哲学或他的气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雅典最大的节日之一戏剧节上隆重上演,有近两万名雅典人到场,无疑会给许多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描绘了苏格拉底的形象,于公元前423年在尼的苏富比戏剧节上演。他塑造的苏格拉底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24年后的审判。

当然,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不同于现代世界的各种民主政治。在古希腊语中,“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组成。显然,民主政治是人民的统治,它强调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几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体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体是完全隐藏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往往被称为“纳税人”,有时也被称为“公民”,很少使用“人民”这一集体概念。在英语中,无论“纳税人”还是“公民”,都代表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中,个体已经出现,但并未完全隐藏。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反映了一种根本的区别。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个人一方面从属于群体,但另一方面又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人完全从属于群体,他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只有属于城邦(即群体)才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人不是鬼就是兽。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是可以牺牲的。雅典的一项独特法律最能说明这一点。根据法律,雅典人每年可以流放一名政治领袖,该政治领袖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因用碎陶片作票,故命名为“陶片流放法”。当你投票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刻在陶器上就行了。没有过错,没有犯罪,只要获得六千票以上,就被流放。

如果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纯粹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但在雅典,一些最著名的政治家,如迪米特里·斯托克利,正在流亡。也就是说,在古希腊,个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显表现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蔑视,想要与之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处决实际上是合理的。此外,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对自己的言论感到内疚的思想家。佩里克莱斯的妻子阿斯帕西娅原本是一个妓院老板,但她是一个难得的聪明女人,就连苏格拉底也经常带着门徒去拜访她。她曾被一位喜剧诗人指责对上帝不虔诚,但只是在佩里克莱斯的多次恳求下,她才得以逃脱。然而,正因为如此,雅典人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不相信上帝或教授宇宙理论的人都将被起诉。另一个与佩里克莱斯有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佩里克莱斯的老师和密友。他还受到起诉和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佩里克莱斯都保护不了他,就安排他匆匆逃离雅典。

据说普罗泰戈拉的著作被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理论被判死刑,但只是侥幸逃脱。悲剧演员欧里庇得斯也因不敬神而被起诉。如果所有这些记录不是毫无根据的,那么雅典缺乏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无可争议的。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习惯用现代民主来衡量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自由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内容,于是苏格拉底之死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斯通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把他的辩护建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是无辜的。也许苏格拉底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同胞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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