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成名前的介绍。
1988年春天，15岁的郭德纲和一个朋友去北京应聘中华全国总工会艺术团。他不知道它们和千千的“好狗”绝对相似，而且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北票”。朋友在团里有些人脉，两人也顺利留在了团里，偶尔还能去四川河南演出。
“有一个正式的单位，有固定的工资和住处，定期演出，慢慢积累一些关系，认识几个大牌，跟着电视，去参加聚会，一个月收入8.1亿。”刚到北京的郭德纲对未来只能想象这么多。
郭德纲没想到，一年后，1989，他的人事关系即将转到全总文工团的时候，北京市统一规定，外地户口必须回原籍。无一例外，郭德纲被送回天津，分配到一个文化单位，然后从事曲艺。
过了6年枯燥乏味的生活，郭德纲决定第二次进京，幻想着能在“圈子”里找点关系，于是信心满满地在前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开了一张床，价格是15元一天，同房的商人有10多人。“找到关系就搬过去”的想法现在看来很幼稚。过了五六天，他的“关系”就不愿意和他有任何关系了。“我不是来住酒店的。”郭德纲灰溜溜地回到了天津。
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向商业，只是为他所做的付出。生意失败，他又开始唱戏，跟着戏班下乡演出。有一次去河北文安演出，所有演员都住在老家的房子里。当地的水碱性很强，唱歌的时候不得不画浓妆。卸妆的时候发现水根本除不掉，只好画着脸睡觉。第二天妆容模糊，只好在旧妆上画新妆，于是颜料在脸上反复，几天下来脸被折腾得又红又肿。
“还不如去北京在这里吃苦”。郭德纲决定第三次去北京，那是1995。这一次，郭德纲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会住在青塔和大兴，哪里的房子便宜，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都会参加。最终，他在沙子口找了个小京剧团，对方答应每月给他1000元，“至少他能有钱吃饭。”唱了两个月，他一分钱都没拿到。他找对方理论，得到的回答是:“要钱可以继续唱，不做可以走，但是不能拿之前的2000块钱。”郭德纲不得不继续唱歌。有一天，演出晚了，公交车也没了。他坐不起出租车，就从市区走了20多公里，走回大兴的出租屋。
连郭德纲自己都没想到，转运是从影视圈开始的。当时北京给他的印象是“每个人都和央视有关系。”他认识了一些“自称央视导演的人”，开始谈剧本，写策划。往往是自己的剧本写好了，对方拿着剧本去寻求赞助。电视剧《非常档案》和《郑德下江南》都是他的手笔。也做过曲艺专题，美食节目，做过果汁广告。郭德纲对影视圈的体验是“比相声圈容易混多了”。
直到有一天，在北京程楠的一个茶馆里，他看到一群10多岁的孩子在说相声，他也一时兴起站到了台前。孩子问:“你也学相声了？”“我也学会了。”郭德纲说他等这个问题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玩票让郭德纲发现相声有市场，于是开始招兵买马，找到了另外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京。几个人聚在一起，在北京的一个茶馆开始说相声，叫“北京相声大会”，听了一场10元的演出。
创业阶段的一切几乎都是悲剧。郭德纲说，“最糟糕的时候，我们试图为观众表演。在寒冷的冬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仍然站在门外，喊人进来。终于有人进来了，可能只是想暖身。舞台上的演员们依旧侃侃而谈。过了一会儿，观众的手机响了，演员停下来等他打电话。男人不好意思快速说完。我上来跟他说:“你要认真听，上厕所的时候叫我。“后台的人比你多。"
当郭德纲执行“一个都要演”的政策时，他并不知道原北方军兵种公司战区经理袁弘也在观众席中，更没想到有一天会让自己成为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新闻主角。
2001年，袁弘准备在赖声川做剧场相声，想拓展到两岸相声交流，于是袁弘开始关注京津相声。断断续续看了两年郭德纲的戏剧相声后，袁弘推荐郭德纲参加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郭德纲花了1个小时写《你好，北京》达到“电视相声”的标准——这是郭德纲相声北漂以来第一次离电视这么近。
“可惜他是决赛第一名，分数不是很高，所以组委会给他发了特别奖。”袁弘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