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政治特征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局限性
第一，民主在雅典的体现
民主在雅典的出现和体现。雅典的民主起源于氏族社会，在奴隶制时期，实现了从君主制度向九位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的转变。后来，经过德拉库尔的立法、梭伦的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德拉科·伯里克利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终于到来了。“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在古希腊语中，“民主”是“Demos”和“Kratia”的综合，即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统治。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中的“民主”都是从它演变而来的。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和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的集中体现。民主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突出体现在选举权、审判权、监督权和行政权上。
(1)选举制度。雅典实现的是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制，这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所有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都应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城邦的重要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审查政府官员，修改法律，结算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终止盟约，评价军事成就。比如“在市民大会[1]上进行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都有权在议会中投票。佩里克莱斯说:“只要一个公民有任何优点，他就会被提升到任何职位。这是对他优点的回报，不同于特权。贫穷不再是障碍，任何人都可以造福国家，不管他的处境如何。公民大会通过抽签选出了500名理事会成员、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2)司法制度。梭伦改革后，雅典建立了十个陪审法庭，每个平均500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不能连任。陪审员是抽签决定的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违法申诉”。该案当庭受理，经原被告与被告辩论后，陪审团秘密投票，以最多票数胜诉。因为陪审团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或终审判决，“陪审官的任何一票都应具有最高效力[3]”。
(3)监督制度。雅典的监察系统相当发达。陪审团法庭不仅是最高司法机关，也是最高监督机关，拥有批准或否决500人议会的权力。此外，公民还可以行使监督权。在雅典，官员的选举必须受到公民的严格监督。
1的任职资格需要考察，包括:出身、财产、性格、信仰、尊敬父母、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他的资格首先由500人组成的评议会进行审查，如果有问题，则提交法院进行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官员在任期内也要接受检查。如果领事和将军在每个主席团举行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个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就去陪审法庭接受审判，如果有罪，就判处刑罚或罚款，如果无罪，就复职[3](p64)。
官员任期届满后将接受审查。当他离任时，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在他任职期间检查他的财产。如果有贪污受贿行为，会送法院判决，一般会被处以违法所得十倍的罚款[4]。
4违法投诉。任何认为某项法律不合法的雅典公民都有权向陪审团法庭提出申诉。在申诉期间，法律将被中止，如果作出肯定的判决，法律将被撤销。
5贝壳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中最具特色的制度，针对的是滥用职权、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每年春季非公民会议，先口头表决提出是否有流亡者，如果有，再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把他认为应该被流放的人的名字写在陶器或贝壳上。
(4)行政体制。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由500名成员组成的大会负责处理政府事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免税、无薪、分工明确的。主要有司法执政官、祖执政官、王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六种，下面还有各级官员。但是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六个司法执政官及其秘书都是抽签选出的，而国王执政官、父亲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名助手，由他们自己选出。这些人的资格在就职前由陪审团法庭审查，离任时需要报到。
二，雅典民主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机制上实行可选制；在形式上给全民参与的机会；在实践上，到了佩里克莱斯时期，已经完全摆脱了贵族的控制，“三权”的雏形已经出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因素造成的局限性。
(一)、权利的限制
1“民权”限制。雅典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公民享有他们的权利。公民权和公民权的头衔对雅典人来说极其重要。如果一个人只有巨额财富，出身名门，却不享有民事权利，那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雅典通过限制公民权利剥夺了广大下层工人的民主权利。在古希腊，公民城邦起源于Polites，意为城墙。Polis的本义是居住在城墙内的人。在古拉丁语中，Civilis也与城墙Civitas相关。市民社会最早形成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城邦。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墙内的所有居民地位平等。公元前431年，雅典居民人数约为40万人，而享有公民权的只有4.2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10左右[5]。(1)，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雅典的人都被视为人。在雅典，超过1/3的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在罗马，曾经只有罗马本土的人是罗马的公民，连被称为“罗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都没有公民权，罗马的市民社会结构范围过于狭窄(2)，而且“不是所有被当作人的人都能成为雅典的公民，外国人和商人都不享有公民权”[6]。(3)，“一方面，雅典城邦公民身份的取得取决于其父母是否为该国公民”[3] (P189)。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拥有适合其公民身份的土地。(4)雅典从事工商业的大多是奴隶和外国人。“这种状态的人从事工商业一定时间就会被取消资格[7]”。(5)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无权获得公民权，更不用说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了。雅典女性地位极低，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密不可分。就执政能力而言，柏拉图认为:“女性在治理国家方面是有能力的，但在做每一件事方面总是不如男性[8]”。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自然的，因为男人可以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囚徒。”作为其他民主权利的基石，公民权的狭隘性揭示了雅典民主在本质上仍然是奴隶主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他们手中。
2.“公民权”实现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政治名义上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但实际上占总人口1/10左右的公民并不一定充分享有和行使权利。他们还必须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而事实上，很少公民能够真正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1)，法律中法律最本质的内涵应该是平等，不应该有例外和特权。“当国家全体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民国有些人权力最高，是贵族政治。[9]“雅典以法治和民主著称。更讽刺的是，梭伦说“我们制定了平等对待所有贵族的法律，为每个人提供正义[10]”。另一方面，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四个阶级，即五百斗(Pentacasiomedimni)、骑士(Hippes)、双牛(Zeugitae)和日常仆从(thetes)，每个阶级的公民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利。例如，在400人议会和陪审团法院的改革中，第四等级的公民不得参与，高级官员只能由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但第四级注册不能担任任何公职[6] (P24)。(2)、资金紧张。在拥有公民权的人中，贫穷且居住在远离城邦的人无法行使公民权，只有总公民的十分之一可以参政。原因是财力成了最大的制约因素。首先，雅典城邦非常重视战功和公共服务。每一个能够真正完全享受政治参与的公民都必须服兵役，保卫自己的城邦。对于当时必须自带武器和食物的士兵来说，他们必须拥有购买力，从而将那些贫困的公民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赫罗尔德曾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攒起来，……那么，你就不应该参加公民大会，听法庭诉讼。[11]“其次，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每年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每十天举行一次市民大会，其他活动就更多了。这种频繁的政治活动对普通公民来说是经济上无法承受的。此外，雅典的官方系统在早期是无偿的。虽然后来的公职津贴保证了普通公民有机会担任普通公职，“但掌握实权的最重要的将领至今仍领不到薪水，因此与普通公民相比极其困难[12]”。下层阶级是生活所迫，不敢要求。(3)、公民的时间限制。如上所述，公民每隔十天左右就要去雅典开会。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贴，但无论农时，都要求他们放弃农活，工匠很难放弃生产，尤其是远离城邦的市民。民主会议过多，造成了与生产生活的严重冲突，这些人仍然无法行使公民权利。(4)、参政能力的限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公民大会每次只持续一天，但它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战争到纷争，都要过问，程序极其严格。只有少数有才华、地位高的人才有话语权。演讲口才在这个时候特别引人注目，雅典的大部分人才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比如古希腊几位杰出的政治领袖都是优秀的演说家。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呼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参与城邦。雅典帝国形成后，需要庞大的军队抗击波斯入侵，抗击斯巴达，进攻伯罗奔尼撒同盟。这部分军人不能参加。据统计，“能经常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5左右。[13]
3不科学的选举。选举是雅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公职人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但其科学性也受到质疑。(1)民主选举与生产方式不协调。如前所述，雅典的民主政治生活频频造成“政治肥胖”，与广大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和特殊性形成严重矛盾，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的深度失衡和其他机制的功能失调。(2)投票方式的独创性。抽签和举手表决在雅典民主制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许多政府官员就是由此产生的。比如10个陪审法庭5000人在民主中的实际作用。它的随意性和侥幸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民主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抹杀直接民主中举手表决的实际作用，但选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不受干涉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却无法得到保障。(3)不应尽其所能地利用选举。在抽签选举中，公民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选择胜任的职业，忽视了不同公职之间的特殊要求，不利于公民特长的发挥。这不仅不利于工作成效，甚至会适得其反。苏格拉底曾指出:“用豆子抽签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想通过用豆子抽签来雇佣舵手、建筑师或吹笛手...而且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你做错了，造成的伤害会比治理国家轻很多。[14]"
(二)审判制度的局限性
1刑事处罚的不平等。关于犯罪的刑罚，柏拉图公开认为:“可以根据罪行施以不同的刑罚[15]”。在实践中，雅典法律把雅典人分为三种，一是本国公民，二是外国公民，三是奴隶。惩罚的总原则是更多地惩罚富人，保护这个国家公民的权益。这个州的公民伤害自由民可以罚款，外国人伤害自由民可以被驱逐出境，奴隶可能被判死刑，因为奴隶是作为财产存在的，谈不上权利。
2.一审是终局的。雅典为了审判效率实行一审终审，弊端显而易见。判决是终局的，不能上诉，因为没有上诉法院，法院一审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且只有男性公民才有起诉的次要权利[16]”，客观上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保护无辜群众的合法权益。
3专业素质限制。对于普通官员来说，没有严格的素质要求，在任用上也没有德才兼备的区别。陪审员都是普通公民，大多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民主制:“其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人具备任何专门知识，它把社会的命运托付给缺乏洞察力的人。”再加上当时的法律不健全，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很多案件只能靠个人主观判断，所以这样的审判比较随意。而且当时没有律师，判案的依据是原告的起诉状和被告的答辩状。不善言辞的人往往败诉。“在大多数诉讼案件中，诉讼的结果主要不是取决于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及其证人的态度，以及在法庭上为他们说话的朋友，他们是否无辜，他们是否说了真话，他们的说话技巧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否正确。[17]“一方面造成了审判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没了人才。
(3).监督制度的局限性
1提案责任制。雅典的提案责任制沉重打击了监督体系。“如果公民大会提出的新法案与城邦的基本法相冲突，不仅该法案将被撤销，提案人也将受到严厉惩罚。[6](p24)“从此，普通大众的监督意识崩塌，连很多违法行为都不敢问了。
2陶流放法。陶片流放法原本是为了将那些公认的加害者驱逐出境，但它确实剥夺了只是嫌疑人的公民的辩护权，使他们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了公民权。那种纯粹的主观自觉行为，可能会让真正有先进思想的先行者，不被人接受，痛苦不堪。苏格拉底的死与此无关。那些杰出人物和少数真正能把握真理的人，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新思想被压制。
3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雅典的市民大会一方面体现了民主，另一方面又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在每次市民大会上，豆油可能会被雄辩的野心家煽动起来。“一部分公民，不管全体公民的多数还是少数，团结起来，在某种感情或利益的驱使下，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永久的、集体的利益”[18]，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这种少数对多数的绝对服从往往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但知识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卢梭曾指出:“公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区别。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重，公意以私利为重，私利只是个人意志的总和[19]”。比如远征西西里的失误，就是阴谋家基比亚斯欺骗大家的结果，让雅典失去了对抗斯巴达的精锐海军。公元前406年“阿基纽西海战胜利惨案”造成大量军事人才死亡。这些都是统治集团的野心人物为了一己私欲，为达到澄清政敌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这与监督制度的缺陷是难以分开的。
(四)权力机构臃肿，权力制约混杂。
1的工人太多。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甚至后世称他的政治为“穷政治”。雅典的民主是由庞大的政府机构维持的。据统计，雅典有6000名陪审员，1600名弓箭手，1000名骑士，500名议会成员，1000名卫兵，700名国内官员和2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此外还有其他公务人员。两万多人的人员“只有2556平方公里，雅典帝国全盛时期人口只有40万[20]”，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已经相当庞大了。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有六分之一的雅典公民可能担任某种官职[21]”。难怪亚里士多德感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22]”。此外，还有全国性的集会。其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最终将导致雅典的“政治肥胖”。
2.工作津贴。工人津贴是佩里克莱斯为吸引下层市民参与城邦管理而进行的改革，但另一方面，这些津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加重了下层市民的经济负担。形式上是鼓励他们参政，实质上是把他们连根拔起——一个没有生计的人，是无意参政议政的。
三合一。在雅典，所有的行政官员并不是在某个行政首长的同意下组建政府的。所有任期不同的行政官员由议会和其他机构直接选举产生，对议会或其相应机构负责。这样，公民大会本身就要处理很多具体的行政事务，很难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而且陪审团法院不仅行使司法权，还参与立法。其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一天一夜。它可以管理城邦的事务，其权限划分和设置是混合重叠的。
除了上述限制之外，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政权更迭频繁，各级官员任期过短，除权力移交外实际工作时间短，使得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积极性，不利于经验的积累和责任感的提高。限于此处篇幅，我就不详细讨论了。
第三，结论
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古代的顶峰，为后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早基石。然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不完善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雅典的民主政治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要差。在正确看待历史的同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创造今天的现代民主。